母亲哄我上学去

1972年农历春节后的倒春寒，似乎比往年都要冷。雪茫茫的江淮大地上丝毫看不到立春的景象。谷场草垛旁，三三两两坐着身穿粗棉裤棉祆，手捂出锅不久的红薯的老人和妇女，迎着朝阳，章家长沈家短，在话个不停。远处池塘冰面上几个胆大的男孩，手执枯枝，如探雷似的小心翼翼滑向池塘中心。

此时一个不到七岁的小男孩，满脸饥黄透红，好像几天未洗，挂着永远流不尽的鼻涕，边甩边用衣袖擦拭（以致袖口象纸板一样硬），身着哥哥们穿过的、宽大的旧衣旧鞋，正站在自家祖屋草檐下，用雪团砸向头顶晶莹剔透、又壮又长的冰溜子，兴奋地捡拾起，脆生生连同口水咬将起来。

突然村外东边塘埂上，响起震耳的鞭炮声、咚咚的锣鼓声。小男孩丢下冰溜子，像泥鳅似的溜过去，从村旁看热闹的大人中间穿来又穿去。

锣鼓队伍中好像有公社、大队的什么大干部，一个个喜气洋洋，象迎亲队伍似的。进村后第一个就来到小男孩家的隔壁。干部们手捧大红奖状和礼品，笑盈盈递到户主手中：代表毛主席感谢他们为国家、为人民培养了一个革命军人。原来是慰问军烈属团拜活动（小男孩长大以后才知道的官称）。小男孩心里又冷又酸，怅然若失，因为他家既没有革命军人也不是烈属，父亲反而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。小男孩极不情愿凑这份热闹，想尽快溜回家。

猛地一只大手揪起他的左耳朵，小男孩刚想大哭，身体已经被另一只大手轻轻抱起。

“你是隔壁家三勇伢吧，你家大人在吗？走，去你家看看”，小男孩连冷带吓，泪水在眼眶里转了几圈愣是没出来。

“哎呀，黄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三儿快下来，大正月别把黄先生衣服弄脏”，小男孩妈妈一把接过孩子，一边摆好长板凳，一边跑进里屋上茶敬烟拿糖去了。

小男孩站到地上，抬头仔仔瞅着这位不认识但又高大的叔叔：二十多岁，浓眉虎眼，方正大脸上梳着溜光的时髦分头，草绿闪黄的军便装，笔挺笔挺，眼神似年画天王炯炯放光，身形如宣传画上的国家某个当红人物（王洪文副主席早了点，不记得了）。

“黄老师这是我们生产队新花生新红薯做的花生糖，您尝尝，別走，我给您做中饭去”。小男孩母亲慌张忙个不停。“不用客气，我今天是来村里给军烈属拜年，拜完你们村，赶紧往下一个村。顺便给你们说说，你们家三勇伢，该上小学了，二月初就该上，千万别忘了。我走了”。

事后才知道黄老师名叫黄建国，家住上海，不远千里下乡插队，来到小男孩家乡唯一的小学当副校长兼一年级班主任。

上学，小男孩想都不愿想。他打牛草时曾经路过那所学校，透过那扇歪歪扭扭的破木窗，看到长他二岁的哥哥，在昏暗的泥桌旁，被那些既是长辈又是什么先生的大人，训得气都不敢喘一声，无名的恐惧从此深深扎进他的脑海里。

漫长寒冷的正月终于过去了，早春二月姗姗才至，大人们闲不住：积肥、插枝、育苗忙个不停。小男孩早把要上学读书的事丢到十万八千里外，整日在村里村外与玩伴跑来疯去，除了三顿饭回家吃的生理本能，好像世上没有一件事与他有关，最多臆想过今年春天去谁家桃园偷桃。

二月初江北的夜晚，冽冽寒风真的如剪刀，妈妈把家里收拾利索后，用长满冻疮的紫色大手帮小男孩洗净双手双脚，轻轻放到又湿又重的棉被里，抚摸着小男孩欲睡又睁的额头，嚅嚅地问：“三儿，想不想明儿跟你二哥一起去学校念书？”

“不去，不去，打死我也不去”，小男孩很坚决回应。

“你不念书，那不与你大伯（小男孩父亲）、妈、大姐一样，大字不识一个，只能放牛种田？”

“那我就放牛，还能给你们挣工分呢”，小男孩用稚嫩的小嘴争辨道。

“三儿，只要你跟你二哥一道去学校，明儿早上我给你做个荷包蛋”。一听说有好吃的，小男孩一脸放光，一骨碌翻身坐起来，“是不是天天有？”小男孩兴奋地问道。“傻儿子，咱家哪来那么多鸡蛋呀，多的话还要给你下地干活的大伯大姐吃呢”。

“那我不去了”小男孩赌气又躺下。

“好了，家里还有正月里别人拜年送来的一筒麻饼，本来打算回礼还给别人家。你明儿去上学，就全给你，不给你二哥，可不能多吃，一天一块”。

“好，妈你明儿一早给我做个荷包蛋，上午我跟二哥去学校时再给我一块麻饼，我天天都去，不能骗我”，小男孩迷迷糊糊应道。

第二天在鸡呜狗吠声中，小男孩蹑手蹑脚走进自家灶房，香葱蛋花味扑面而来。小男孩死死盯着那口还在冒着热气的铁锅，久久不愿离开。

连续跟着二哥去学校几天后，小男孩背着哥哥早早一个人独自去上学，有时甚至连简单的早饭都忘了。

后来从那个村里，小男孩走到了北京。那块辛酸而甜蜜的麻饼味一直让他回味无尽。

那个小男孩正是我。

2015年10月9日写在母亲五周年祭日前一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