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哄我上学去
1972年农历春节后的倒春寒,似乎比往年都要冷。雪茫茫的江淮大地上丝毫看不到立春的景象。谷场草垛旁,三三两两坐着身穿粗棉裤棉祆,手捂出锅不久的红薯的老人和妇女,迎着朝阳,章家长沈家短,在话个不停。远处池塘冰面上几个胆大的男孩,手执枯枝,如探雷似的小心翼翼滑向池塘中心。
此时一个不到七岁的小男孩,满脸饥黄透红,好像几天未洗,挂着永远流不尽的鼻涕,边甩边用衣袖擦拭(以致袖口象纸板一样硬),身着哥哥们穿过的、宽大的旧衣旧鞋,正站在自家祖屋草檐下,用雪团砸向头顶晶莹剔透、又壮又长的冰溜子,兴奋地捡拾起,脆生生连同口水咬将起来。
突然村外东边塘埂上,响起震耳的鞭炮声、咚咚的锣鼓声。小男孩丢下冰溜子,像泥鳅似的溜过去,从村旁看热闹的大人中间穿来又穿去。
锣鼓队伍中好像有公社、大队的什么大干部,一个个喜气洋洋,象迎亲队伍似的。进村后第一个就来到小男孩家的隔壁。干部们手捧大红奖状和礼品,笑盈盈递到户主手中:代表毛主席感谢他们为国家、为人民培养了一个革命军人。原来是慰问军烈属团拜活动(小男孩长大以后才知道的官称)。小男孩心里又冷又酸,怅然若失,因为他家既没有革命军人也不是烈属,父亲反而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。小男孩极不情愿凑这份热闹,想尽快溜回家。
猛地一只大手揪起他的左耳朵,小男孩刚想大哭,身体已经被另一只大手轻轻抱起。
“你是隔壁家三勇伢吧,你家大人在吗?走,去你家看看”,小男孩连冷带吓,泪水在眼眶里转了几圈愣是没出来。
“哎呀,黄老师,您怎么来了?三儿快下来,大正月别把黄先生衣服弄脏”,小男孩妈妈一把接过孩子,一边摆好长板凳,一边跑进里屋上茶敬烟拿糖去了。
小男孩站到地上,抬头仔仔瞅着这位不认识但又高大的叔叔:二十多岁,浓眉虎眼,方正大脸上梳着溜光的时髦分头,草绿闪黄的军便装,笔挺笔挺,眼神似年画天王炯炯放光,身形如宣传画上的国家某个当红人物(王洪文副主席早了点,不记得了)。
“黄老师这是我们生产队新花生新红薯做的花生糖,您尝尝,別走,我给您做中饭去”。小男孩母亲慌张忙个不停。“不用客气,我今天是来村里给军烈属拜年,拜完你们村,赶紧往下一个村。顺便给你们说说,你们家三勇伢,该上小学了,二月初就该上,千万别忘了。我走了”。
事后才知道黄老师名叫黄建国,家住上海,不远千里下乡插队,来到小男孩家乡唯一的小学当副校长兼一年级班主任。
上学,小男孩想都不愿想。他打牛草时曾经路过那所学校,透过那扇歪歪扭扭的破木窗,看到长他二岁的哥哥,在昏暗的泥桌旁,被那些既是长辈又是什么先生的大人,训得气都不敢喘一声,无名的恐惧从此深深扎进他的脑海里。
漫长寒冷的正月终于过去了,早春二月姗姗才至,大人们闲不住:积肥、插枝、育苗忙个不停。小男孩早把要上学读书的事丢到十万八千里外,整日在村里村外与玩伴跑来疯去,除了三顿饭回家吃的生理本能,好像世上没有一件事与他有关,最多臆想过今年春天去谁家桃园偷桃。
二月初江北的夜晚,冽冽寒风真的如剪刀,妈妈把家里收拾利索后,用长满冻疮的紫色大手帮小男孩洗净双手双脚,轻轻放到又湿又重的棉被里,抚摸着小男孩欲睡又睁的额头,嚅嚅地问:“三儿,想不想明儿跟你二哥一起去学校念书?”
“不去,不去,打死我也不去”,小男孩很坚决回应。
“你不念书,那不与你大伯(小男孩父亲)、妈、大姐一样,大字不识一个,只能放牛种田?”
“那我就放牛,还能给你们挣工分呢”,小男孩用稚嫩的小嘴争辨道。
“三儿,只要你跟你二哥一道去学校,明儿早上我给你做个荷包蛋”。一听说有好吃的,小男孩一脸放光,一骨碌翻身坐起来,“是不是天天有?”小男孩兴奋地问道。“傻儿子,咱家哪来那么多鸡蛋呀,多的话还要给你下地干活的大伯大姐吃呢”。
“那我不去了”小男孩赌气又躺下。
“好了,家里还有正月里别人拜年送来的一筒麻饼,本来打算回礼还给别人家。你明儿去上学,就全给你,不给你二哥,可不能多吃,一天一块”。
“好,妈你明儿一早给我做个荷包蛋,上午我跟二哥去学校时再给我一块麻饼,我天天都去,不能骗我”,小男孩迷迷糊糊应道。
第二天在鸡呜狗吠声中,小男孩蹑手蹑脚走进自家灶房,香葱蛋花味扑面而来。小男孩死死盯着那口还在冒着热气的铁锅,久久不愿离开。
连续跟着二哥去学校几天后,小男孩背着哥哥早早一个人独自去上学,有时甚至连简单的早饭都忘了。
后来从那个村里,小男孩走到了北京。那块辛酸而甜蜜的麻饼味一直让他回味无尽。
那个小男孩正是我。
2015年10月9日写在母亲五周年祭日前一天